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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渡之战战役分析 |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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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双方的政治、政策、战略和战役指导等方面作一分析。 一、对汉献帝的态度 在袁绍内部，围绕对汉帝的态度曾发生过争论。当汉帝东逃，暂驻河东时，袁绍曾派郭图前往表达忠诚。袁绍的谋士沮授（一说即是郭图返回后）对袁绍建议道：“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庭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计不庭，谁能御之！”但反对意见则认为：“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与曹操不同，袁绍听从了后一种意见。 史学家们常常认为，袁绍拒绝沮授“宜迎大驾，安宫邺都”的建议，是他在政治上失败的重要原因。我认为，这一观点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了。这两派意见应该说都是很深刻的，而反对者认为的“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很值得一听。 自董卓之乱以后，中国的政治资源分散了。军队和财政落到了各地方势力的手中，但威望和人事权依然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实现政治资源的整合是当时政坛力量组合的关键。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的联合，当然是实现这一整合最直接的手段。从历史的结果上看，“挟天子而令诸侯”无疑是曹操由弱转强的关键性战略步骤。 但同样明显的是，实现政治资源的重组并不是只有联合一条途径。利用经济和军事力量攫取人事权和政治威望也是一个途径。从历史上看，这一途径应用得更加普遍。 要知道，袁绍的地位和曹操是不同的。他们各自的战略图谋也不一样。自从山东军事起，袁绍被推为盟主后，东方在事实上处于独立的状态，袁绍拥有东方的最高权力，是“无冕皇帝”，不仅拥有最大的财政力量，也拥有事实上的人事权。徐州牧陶谦死后，徐州高级行政官员推刘备代领徐州，是向袁绍写信，请求认可。同盟军势力范围内的高级行政官员的任命，各地推举“孝廉”，也都是到袁绍处办理，由袁绍认可。不仅如此，袁氏家族“四世三公”，故吏、门生遍于天下，政治影响根深蒂固；加之袁绍从青年时期就乐于结交各层次的英才，个人威信很高。拥有如此地位的袁绍，其考虑的是如何实现自己的家天下，夺取全国政权，而不是“位极人臣”。因此，反对者的意见更符合袁绍的战略企图。即使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不得不打一打汉家的旗号，也完全不必把汉帝留在自己身边，遇事掣肘。这是其一。 其二，用联合的办法实现政治资源的整合，其副作用也不小。在联合的过程中，控制与反控制、联合与斗争的矛盾始终贯穿。要想实现“挟天子而令诸侯”必须有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博大的政治胸怀。 历史学家们常认为，曹操在汉庭中似乎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而汉庭系统的人多无实权。这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 历史学家们没有注意到，曹操除了依法拥有的司空府幕僚外，并无自己独立的行政系统，他对政权的控制是通过正常的行政系统完成；他的亲信、部将也都出任国家官员；不存在两套行政机构并存的现象。在实践中，曹操也没有对所谓汉庭系统的人有任何歧视，钟繇的任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至少在曹操进入中央政府之初，他不过是朝庭诸多政治集团中的一个，当然是力量最强的一个，但也绝对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皇帝仅仅是一个象征，实际行政权由专权的大臣（通常是皇亲）或宦官掌握，在东汉是一种惯例。曹操不过是循例而行（这一政治习惯一直延续到三国、两晋时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在蜀汉政权中也扮演着专政大臣的角色）。如果说，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时代，专权者还拥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的话，在一个群雄纷争的时代，这种自由肯定会大打折扣。换句话说：曹操在朝庭中的政治影响力绝不大于“十常侍”或何进，更无法与董卓相提并论。 汉献帝刘协绝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在长安、在弘农、在河东、在洛阳、甚至在许县，无论处境多么险恶，很多朝庭官员始终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李傕、郭汜之乱时，朝庭大臣和高级将领无不身先士卒，舍命拼杀。史书记载在这期间阵亡的高级官员达十多人。有史料暗示，曹操的重要谋士之一荀彧到了后期，其政治倾向也逐渐地移到汉帝一边，而疏远了政治势力如日中天的曹操，汉帝的人格魅力和政治号召力可见一斑。汉帝刚刚迁到许县，曹操将带兵讨伐张绣，向他辞行，刘协出人意料地援引长期无人采用的古例，令武士将曹操“叉戟夹颈”上殿，给曹操一个下马威。在董承、刘备“倒曹”的秘密政治活动背后，也有汉献帝的影子。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要作到“挟天子而令诸侯”，既对汉帝保持相当的影响力，又能维持表面上和谐，大概也只有高明如曹操者能够实现。如果换了袁绍，自己的力量被汉帝兼并不说，本人还可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与汉帝公开分裂，成为第二个李傕、郭汜，“挟天子而令诸侯”，实现政治资源的整合肯定会成为泡影。 曹操东征西战，在决定性的方向，决定性的战役中，大都是亲自领兵出征，从建安二年到建安五年，曹操在外征战的时候多，回许县的时候少，官渡之战后，曹操更是长年不回许县，但后方大致维持着一种安定的局面，这和曹操能有效地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维持一种政治势力的均衡有很大关系。——当然，汉献帝本人的政治眼光和政治选择也起了作用：他肯定认识到，在朝庭中找不到任何政治势力可以取代曹操。 其三，袁绍和汉献帝的个人关系也十分紧张，这使袁绍不可能拥立汉帝。早在董卓议废少帝，立新帝时，袁绍就表示反对。但在董卓的推动下，献帝终于即位了，而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董卓将汉庭迁往长安后，袁绍又图谋不承认献帝，而要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这些行为无疑造成了袁绍和汉献帝之间个人的隔阂，汉帝在得到曹操的支持后，立即下诏给袁绍，指责他“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 （这一诏书多数史书都认为是曹操发出的。但这与曹操在这一阶段的言行不一致，极有可能是汉帝自作主张发出的）这一切都使袁绍在拥戴汉献帝时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一层顾忌，在曹操是不存在的。 因此，尽管“挟天子而令诸侯”在曹操是十分高明的一着棋，但在袁绍却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作到的，甚至是有害的。袁绍失败的政治原因并不在此。他的错误在于，当曹操取得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地位后，没有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 袁绍似乎没有认识到，控制了中央政府已使曹操在政治上拥有巨大的主导权，在他的眼里，曹操似乎还是那个遭到朝庭通缉，东躲西藏的小子。从建安四年三月击败公孙瓒到次年二月兵临黄河岸边，在长达十多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从政治上削弱曹操。他向曹操提议迁都邺城，这无异于承认了曹操在政治上的优势。然后就只是让一个叫陈琳的墨客写了一篇文章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骂一通完事。同时，袁绍也没有为自己发起的战争寻找任何政治依据。甚至他的谋士沮授提醒他：“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今举兵南向，于义则违。”他也不以为然。也许在他看来，只要大军兵临城下，一切就都解决了。 记得在山东讨董盟军起事时，来自朝庭内的支持微乎其微。朝庭官员几乎都不同意用军事手段驱逐董卓。这并非因为他们对董卓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自古以来，未有下土诸侯举兵向京师者。……‘投鼠忌器’，器犹忌之，况卓今处宫阙之内，以天子为藩屏；幼主在宫，如何可讨！”现在主政的曹操怎么说也比董卓强得多。如果不对举兵南下作出充分的政治说明，那么袁绍的举动无异于反叛，只会促成朝庭内各集团加强团结。董承以皇亲的身份，又拥有车骑将军（在将军序列中名列第三）的职位，领头反曹，几乎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身在官渡的曹操连许县都不用回就把他给解决了。没有皇帝和朝中官员的全力配合，这是不可能的。 袁绍一味迷信于自己的武力，这甚至使他的高级官员也对战争失去信心。沮授行前把自己的家财分给自己的亲戚，对他们说：“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公孙，众实疲弊，而将骄主忲，军之成败，在此举也。”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用这样的一支部队去打仗，不失败才怪呢！ 由于提不出适当的政治目标，不仅不能凝聚起士气，连胜利的标准也变得模糊了。除非一战而全歼曹军主力，否则取得什么战果才能认为是取得了胜利呢？尽管这一仗事实上是在官渡结束的，但这一点也不说明官渡就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点。如果曹操认为在官渡作战不利，他完全可以在战略纵深内、在许县城下、甚至就算连许县也保不住，只要曹操的主力保存完整，他还可以在其它地方（比如说兖州）继续组织抵抗，使战争旷日持久下去。他只要有一场胜利，就可以打败袁绍；而袁绍除了在军事上给予曹操歼灭性打击外，他几乎找不到其它可以赢得战争的途径——而他又没有适当的目标逼曹操非和他决战不可。 袁绍尽管拥有强大的力量，但这一力量相对于他的战略任务来说是太小了；曹操尽管力量较弱，但却足以承担起所赋予的战略任务。由于政治运作不当，袁绍和曹操在战略上的优劣变得颠倒了。 我倒认为，从袁绍的角度看，正确的作法应是尽量促成汉庭的全面崩溃，彻底砍倒各政治势力心目中的旗帜，逼迫各政治力量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促成他们的分化。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作为当时势力最强大的地方力量，袁绍有不小的机会夺取政治主导权。当然，由于袁绍先天上有很多弱点，他还是可能最终失败，但这一局面毕竟是对袁绍最为有利的。如果作不到这一点，最低限度也应尽量离间曹、汉两方，迫使曹操遇事挚肘。 二、战略的选择 后世普遍认为，袁绍未采取沮授、田丰等人的意见，而对曹操取急攻的战略，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其实并不尽然。沮授、田丰等人的意见其实是要在政治领域进行一场“和平较量”，而政治领域恰恰是袁绍薄弱的领域。从史实中看，袁绍连刘备而刘备败亡；连张绣则张绣降曹；连孙策则孙策观望，在政治领域屡屡失败，可以作为“此路不通”的明证。而且不论是缓和派还是激进派的意见，都把目标锁定在曹操身上，两者在实质上的差距并不大。 相比之下，还是曹操的战略眼光更远大一些。早在他刚刚得到袁绍那封傲慢的书信时，他就对荀彧说出了自己的忧虑：“然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他认识到与袁绍较量的关键在于关中，在于西方。直接与袁绍对抗并不是最可怕的——尽管暂时还是以避开为好。因为袁绍所部无论在战斗力、后勤保障、将帅的战役、战术修养上都不如自己，正面对抗有取胜的希望。但如果袁绍在拥有北方四州的基础上再在西方插上一脚，“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那问题就严重了。 尽管曹操派出钟繇前往安定关中，给了他“不拘科制”的绝大权力，而单枪匹马的钟繇也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但应该说，曹操的措施只是临时应付性的，并不能真正避免这一危机。 如果袁绍依托并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西省）“表里山河”的优越地理位置作为战略后方，派出一支精干的部队，配合以政治手段，西出关中；同时控制主力于冀州，使曹军不能全力西顾。那时的关中几乎是一个政治真空地带，而只要封闭住潼关、武关等少数几个要点，就能完全封闭曹操与关中的联系。势单力薄，完全靠反复无常的马腾、韩遂所部作为军事基础的钟繇想继续他的成功是十分困难的。 当然，曹操也会采取一些对抗措施，但选择范围有限：第一，他可以集中力量出潼关，直接参与关中的争夺，则袁绍主力乘虚从冀州南下，彻底打烂曹操的根据地。第二，以主力出并州，攻击袁绍的前进基地，则袁绍可以令并州据有利地形固守，而以主力拊曹操侧背。第三，曹操直接带兵进攻冀州，则在冀州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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