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对外正式宣布，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将于18日在北京举行，此举意味着因各种原因已中断十三个月的六方会谈在中国的一再努力下又得以重启。然而，有关分析人士警告不要指望朝核问题将会通过此次重开会谈出现重大突破。韩国汉城的朝鲜和安全问题专家南柱洪认为，“朝鲜参加会谈只是在为国际社会承认它是一个核国家争取时间，而美国仅仅在试图保存面子，（并表示）它正在尽力进行外交努力”。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朝鲜当前的各种动向来看，这个判断基本正确。换言之，如果与会各方不能提出新的商谈内容而仍在旧的协议框架内打转，那么本次六方会谈亦将一如以往的历次会谈一样不了了之，枉费时间。鉴此，笔者认为中国方面应该考虑在此次会谈上通过朝韩两国或自己出面正式提出将日本核武问题与朝核问题合并讨论，将朝核问题里传统的“朝美对抗”转换为“朝日对抗”，促使六方会谈出现历史性的新局面。

　　人们应该还记得，今年7月初朝鲜试射导弹后，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处随即向安理会各理事国提交了一份对朝制裁决议草案，除对朝鲜发射导弹表示担忧和谴责外，还要求朝鲜立即停止弹道导弹的开发、试验、部署和扩散；立即无条件重返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全面停止核相关活动，争取完全放弃核计划。7月9日，时任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表示日本有权先行攻击朝鲜以保护本国公民不受朝鲜发射的核导弹之害；其后，时任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和防卫厅长官额贺福志郎均重复表述了为了自卫要对朝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类似说法。通过审察历届日本政府尤其是小泉内阁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判断上述日本政要的“强烈反应”具有三个目的：(1)借此建立对外强硬的政治形象，为即将展开的下任首相竞选造势拉票；(2)借此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联盟，为日本持续军事扩张制造口实；(3)借此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及“无核三原则”的限制，为日本研制、装备核武器提供法理基础。正是这第三个目的，尤应引起中国方面以及东北亚各国的高度重视。

　　二战结束后，日本历届政府始终暗地存有发展核武意图，并秘密地持续进行各种核武研究和准备工作；同时，日本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为日本核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事实上，日本在研发核武所必需的核能开发技术、核原料储备及运载投射工具等方面早已具备了世界一流的实力。2002年4月6日，当时的自由党党魁小泽一郎在福冈公开扬言：“如果中国过度膨胀的话，日本就要制造核武器来‘反制’中国；日本核电厂里的钚完全可以制造出4000多枚的核弹头，我们在军事实力上不会输给中国”。同年5月3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公然宣称：“只要坚持专守防卫，日本也可以拥有核武器，没有不准拥有核武器的理由。”他还说有必要的话，可以乘修改宪法时机，修改“无核三原则”。此外，为数众多的日本政要更是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朝鲜核问题”、“作政治大国”等论调为题，前仆后继地为日本拥有核武器大造舆论。时至今日，日本方面追求研发核武在国际上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据日本《产经新闻》03年12月31日文章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机构国家情报委员会在预测、分析2020年国际形势的报告中，异乎寻常地首度谈到日本为了扩大防卫力量而修改宪法和进行核武装的可能性。虽然美国国内此前也有过关于日本修改宪法及进行核武装的讨论，但见诸政府正式报告，这还是第一次。2005年5月，美国参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在参院散发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敦促北京劝说朝鲜停止核武器试验的过程中，美国的决策者们应该强调日本搞核计划或采取其他安全反应措施的可能性”。“可以借允许日本发展核武器向北京施压，让中国政府明白，要么帮助美国消除朝核危机，要么面对一个强大的核邻国。”报告称，如果中国帮助解决朝核问题，美国会向中国解释由此产生的、对美中双方均有利的后果。其中可能包括美国约束日本和台湾发展核武器的愿望。但如果中国不同意以这种方式解决朝核危机，美国可能会在其能容忍的范围内，不限制该地区的核扩散举动。由此可见，美日两国的右翼势力已经开始预谋利用“日核问题”对中国实施核讹诈，对中国施加更大的战略威慑，以迫使中国出让更多的战略利益。而在今年10月份朝鲜进行首次“核试”后，安倍内阁包括外相在内的多位高官轮番扬言日本应“公开讨论拥有核武器”，日本国内“拥核”与“反核”的论战随之再度升温。

　　鉴于目前东北亚地区此一错综复杂的安全形势，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因势利导、主动出击（日本已经自己跳出来成了世人瞩目的‘出头鸟’），可以考虑联同朝韩两国（或通过两国）在此次六方会谈上正式提出“日核问题”，要求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比对朝鲜、伊拉克、伊朗的先例，对日本继续进行严格的国际核查，务求彻底消除日本进行核武装的可能性。众所周知，朝核问题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从国际法角度出发，世界各国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目的在于防止核扩散，维护区域安全及世界和平。在参加六方会谈的国家里，中美俄既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是合法的核武国家，朝韩日三国则应为非核武国家。然而，令人觉得吊诡的是，研发核武的能力及规模均在朝鲜之上的日本却在六方会谈上“大义凛然”地督促朝鲜“不可逆转地放弃核计划”，这种“贼喊捉贼”的闹剧又如何可以服人？因此，中国于现在适时地提出“日核问题”，正是为了从根本上公平、妥善地解决朝核问题。

　　着眼于中国自身的国家战略利益而言，正式提出日核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作用及意义。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进入21世纪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家利益的发展要求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积极转向“有所作为”，朝核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恰正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外交舞台，也为中国构筑一个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而专心发展赢得了宝贵时间。因此，朝核问题这张牌有必要继续“打下去”。其次，在此前的朝核问题及六方会谈上，中国一直扮演着调停及斡旋的角色，也就是采取“守势”。但此次朝鲜试射导弹及进行核试后，若中国仍沿用“和稀泥”、“耍太极”的传统手法，则不但国际社会不以为然，美日两国亦会趁机反击，必定从政治、外交及军事各方面步步进逼，大力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及榨取中国的国家利益。“反者道之动”，所谓危机其实亦是转机，中国主动提出日核问题，正是顺势而为，改“守势”为“攻势”，从而继续掌握朝核问题的主动权。这就是“病万变，药亦万变”的道理。

　　其三，以往朝核问题的主要矛盾体现为朝鲜与美国相对抗，参加六方会谈的各国即根据各自的国家利益形成了隐然对立的两大阵营。然而，由于朝鲜当局的各种“不可控行为”，往往造成中国被动地与美国发生不必要的正面外交冲突，此类结果显然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因此，中国提出日核问题，可将朝核问题里传统的“朝美对抗”一举扭转为“朝日对抗”，从而使得朝核问题的性质内容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此举既有效地削减了美国国会、媒体及民众的对朝敌意（常延伸为对华敌意），亦使美国政府无从获得对朝施加政治及军事压力的着力点；同时更可有效地向国际社会揭示日本的核武野心以及美国对待核扩散问题所采取的双重标准，也为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以及阻遏美国与印度非法的核合作协议（印度并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起到正面作用。而且，当日本核武野心被有效遏制之下，各国再回过来努力解决朝核问题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当然，朝方有可能不愿意作出这个改变，中国可联同韩国对其作出充分的政治承诺和经济援助，使其相信此举更为有利于中朝韩三方尤其是朝鲜半岛的现实和长远利益。只要中朝韩三方联合一致提出日核问题，俄罗斯鉴于二战战胜国的身份起码不会倾向维护日方，则朝核问题及六方会谈将会产生历史性的发展。质言之，日本政府近年来所推行的一系列带有右翼倾向的政治及军事动作，其实质就是要极力摆脱二战后的政治身份及国际格局的束缚而成为“普通国家”，中国提出日核问题即可以推动（联合）美俄将其重新纳入（锁回）由二战战胜国所主导的现行国际政治格局（只要中国强调《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宪法》的有关内容，美国虽不情愿但亦无从反对）。另一方面，美日两国因“安保条约”所形成的紧密军事联盟也会因此受到国际社会以及日本民众一定程度的质疑和反对，美国“放狗咬人”的战略作用无形中会被消解大半，中国由此可以从容推进台海两岸和平统一，从而达到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目的。

　　此外，继一周前美国候任国防部长盖茨宣称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后，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于12月11日也将以色列与世界核大国并列，暗示以色列拥有核武。这个“口误”立即引发以国朝野的质疑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阿拉伯联盟及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的高层官员亦相继要求美国和国际社会就此制裁以色列，并批评美国不应在核扩散及核安全方面采取双重标准。有见及此，中国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正式提出日核问题，正是中国政府对国家及民族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重大举措，也是对世界和平及人类公义的重大贡献。中国政府应该向全世界明白宣示，不得拥有核武装是日本不能逾越的政治红线，中国之所以反对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正是由于对侵略战争罪责不思悔改的日本政府仍在暗中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使中国的反对符合国际法及有关国际条约，而并非“干涉日本内政”。同时，中国反对日本核武装同样符合广大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政治诉求，而无损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的政治基础。相反，如果突破和平宪法的日本政府能够不受控制地拥有核武装，则势必产生极其负面的“核扩散”连锁反应，严重危害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