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    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是：保证中华民族整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不受任何重大损害，保证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社会成长、政治现代化过程不受大的干扰，保证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边界主权及基本尊严不受外部势力的侵犯。

因此，中国国家安全在新时期的思考，不仅要有传统国防意义上的解释，更要有大战略的宽广意识，尤其要仔细把握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等要素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①必须考虑现阶段主要大国关系的特点，对相互间可能的对抗（或不易对抗）的前景做出评估；②必须研究当下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各种主要威胁，分辨这些威胁的性质和轻重缓急；③必须梳理我国与一些邻国之间存在的主权纠纷，提出解决或缓和这些纠纷的大体思路；④必须研判中国快速增长的国民经济对外部能源、原材料和市场的动态需求，规划保障这些需求的远投能力和战略安排；⑤贯彻“以人为本”的指导精神，对于包括海外劳工、旅游者和留学生在内的中国公民群体可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危险有所防范；⑥必须认真思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前瞻性地分析国家安全的外部函数与改善条件，确定我们国家维护本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的新使命。这些目标的排序和实现虽有先后，但相互间的连贯性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的总体要求是一致的。

应对大国摩擦：保持低强度与可控性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等重大事件，标志着冷战结束、国际政治和安全格局演化到一个新的阶段，以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为显著标志的“一超多强”的金字塔形力量结构逐渐形成，全球统一的市场、贸易和人员流动迅速占据了各国议事日程的靠前位置，各主要大国之间全面对抗乃至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大大下降。这一局面的形成恰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入新时期相吻合，有助于中国在“无大战”危险、无被入侵之忧的国际环境下加快国内现代化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战略机遇期”主要是指中国国内建设、发展与改革方面的绝佳机会。至少在目前阶段，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某个大国或国家集团，而是来自自身发展的放缓甚至停滞不前，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

就大国关系的冲突面来看，美国对华关系保持接触和沟通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防范与遏制的一手。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它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依然是对我未来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同样是我解决统一难题的主要障碍。不过也要看到，目前对美国国土及海外利益的主要威胁多来自“基地”组织这样的国际恐怖组织。美国受困于自己发动的“反恐战争”，至少在眼下阶段无暇他顾，对我在东亚和周边其他地区的安全压力有所减小。日本对中国的崛起一直存有严重疑虑，近年来在军事上的小动作不少，考虑到与日本的各种主权纠纷将长期存在，我们不能不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举动有所防备。但总体上判断，中日在可预期的未来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有限，不仅双方经贸及人员往来的深厚基础有效约束了这种可能，两国的外交努力也是一个调节杠杆。至于俄罗斯、印度等其他周边大国，虽然与我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部问题（如非法移民或划界方面的分歧），但彼此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冲突需求，政治对话与合作的势头良好。我们与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主要国家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大的安全冲突隐患。

总而言之，今后一段时期的大国安全关系仍可保持战略对话与合作的态势，经济摩擦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亦具有可控性。

处理台湾问题：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

从目前至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台湾问题是制约中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因素。台湾问题涉及军事、外交、内政、经济、政治各个方面，极其复杂而且影响深远。台湾问题最有可能把中国拖入战争漩涡，导致中美直接的军事对抗，因此处理台湾问题是对我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的最大考验，是中国在东亚区域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一步。

台湾问题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潘多拉魔盒”。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由多民族构成，中国历史上既有“和亲”的时光，也有分分合合的曲折遭遇；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民族团结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大的隐患，如“藏独”、“疆独”、“蒙独”等境内外分裂主义势力和它们背后的外部纵容势力，另外还有国际范围的“文明间冲突”的阴影。台湾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一旦“台独”势力得逞，将带来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及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更有可能招致在我多民族居住的某些地区发生类似苏联晚期“解体综合征”的现象，不仅令以往促进国内民族和谐的所有努力前功尽弃，更有可能使中国陷入内战和四分五裂的危境。所以，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中国对“台独”分裂主义绝不能姑息手软，这是维系我国自身安全和保持东亚地区稳定的大前提，是中国和平发展、与邻为善的一条“红线”。

在坚守上述“红线”绝不动摇的同时，我们应深入、细致、全面地思索台湾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单从军事斗争准备角度讲，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捍卫国家的主权与尊严，这是现阶段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中心目标之一。其次，台湾问题既是当代中国历史遗留的内政难题，又是战后国际关系和外交博弈造成的外交挑战，其涉及面之广、领域和层次之多、任务难度之大，非一般情况所能比。在国内范围，需要协调军事、外交、商务乃至民意；在国际范围，既要同偏向支持台湾的势力打交道，还要说服一些周边国家理解我对台政策的目标，消除后者的某些疑惑。再次，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可能有别于香港回归方式，毕竟从二战结束至今台湾一直是由非共产党的中国人治理，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台湾人民日益增长的当家作主的意愿，认真研究台湾社会经济半个多世纪的成长经历，认真研究台湾政治架构近十几年演变的多元轨迹。孙子兵法云“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夺者心之机也”。我们在保持和不断扩大有效威慑力的同时，应当记取圣贤的提示，视台海两岸的凝聚乃至统一为长期的整合、“收编”过程，而非“毕其功于一役”的短兵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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