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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21世纪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回望与思考 |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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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时代的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价值尺度有共同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同社会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人同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社会关系。一切社会关系都由人产生,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始点”;一切社会关系又都由人收拢,人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终点”;一切社会关系都靠人支撑,人还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支点”;一切社会关系都在人身上交织,人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交点”。总之,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两个层次的社会关系之中,即每一个人都归属于一个既定的民族、阶级或党派,生活在一个法定的国度,处于人际间的宏观关系之中。同时,每一个人又都有亲属、同事、上下级和业务联系等关系,处于人际间的微观关系之中。事实上,每个人总是要同时以“宏观身份”和“微观身份”来对待和处理人际间的多种关系的,不管是国家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与联合,还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抗争与妥胁等,都概莫能外。 日本著名汉学家村山孚也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权谋术数,原本是人类为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生存而产生的智慧。它理论化于两千多年前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是从那个大变革时期日益丰富起来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技法。这种技法的特征是:不单凭蛮力硬干,注重以间接方式巧妙地摆布对方,使对方的行动自然而然地归循于自己所期待的方向。我们先姑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确切,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就是我国古代计谋韬略的丰富发展,与春秋战国时期人际关系的诡诈多变有密切联系。因此,我们探讨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外交谋略,不应该忽视对这一时期人际关系特点的分析。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先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张仪客居楚国时,感觉到楚王对他的态度愈来愈疏远,渐渐冷漠,对他的看法也开始恶化,甚至在侍从中也能听到不满之声。张仪苦思冥想,心生一计,求见楚王。张仪对楚王说:“在贵国我也没有什么用处,请求去见魏君。”楚王立即点头同意。张仪问楚王需要魏国的什么东西,楚王不以为然地说:“宝石黄金以及象牙等,都是我楚国所产之物。寡人无求于魏国。”张仪又提出,中原女子的美貌“常使人误以为天仙”。楚王一听垂涎三尺,说道:“楚,僻陋之国也。中原之女如此之美,虽有所闻,然而尚未尝亲见也。请费心……”楚王于是给张仪珠玉以为资金。而楚国的王后南后与宠姬郑袖听说此事后,心中十分害怕。二人分别派人向张仪赠送大量黄金,嘴上虽说是“以供刍秣”(即旅费),实际是作为阻止美女入楚的酬报。张仪心安理得地收下这些钱财。他在向楚王辞行时说:“当今乱世,往来艰难,不知什么时侯才得相见,望大王赐之以酒!”楚王于是备送别之宴。酒至半醉时,张仪再拜而请,说:“这里再没有其他人,愿大王招所喜爱的人侍酒……”《战国策》对此作了一番精彩的记述:王曰:“诺”。乃召南后、郑袖而觞之。见到这两位女人,张仪故作惊叹,向楚王倒身下拜:“仪行天下遍矣,未尝见人如此其美也,而仪言(赴魏)得美人,是欺王也。”楚王听到对自己心爱之人的夸赞,非常高兴,更加吹嘘道:“不必介意,我本来就认为天下再没有像她们两人这么美貌的了!”至于南后和郑袖,听到张仪的话更是感激不已。张仪由此得到了楚国宫廷的宠信。张仪在处理君臣之间的人际关系时,先从争取南后和郑袖信任方面下功夫,以此博得楚王的好感,行此迂回之计巧妙之极。 再一个例子是《战国策·韩策二》中记载的一个故事。韩国相国公叔与韩王爱子几瑟对立,相互争权夺利。结果,几瑟失宠流亡在外。公叔为了除掉后患,在几瑟流亡之前,曾欲派刺客暗杀几瑟。有个策士相劝说:“不要这样做,太子伯婴非常看重你,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几瑟的存在,是为了利用你牵制几瑟,你才受到重用的。因此,他如果死去,你也必然要受到轻视了。只要几瑟存在,太子就有所畏忌,不得不依赖你的作用。”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诡诈之法,不禁使我们联想起群雄争立的形势下,策士们经常提出的“平衡术”。在那样的形势下,“均势”是稳定的基点。为了求得国际局势的相对稳定,就必须造成一个“强不能过强,弱不能太弱”的局面。既要防止主要对手过于强大,威胁自己的利益;又不能使其彻底削弱灭亡,丧失钳制其他次要对手或潜在对手的能力。由此,才能使国际力量达到相对“均势”,造成比较有利于自己的战略格局。相反,一旦这种“均势”被打破,马上就会出现新的利益矛盾,从而引起新的国际争端。 另外,有的时候,处理人际关系本身就关系到国际争端的解决。据《战国策·齐策一》记载,楚国大军北上攻魏,魏军被打得大败,一连丢失8座城池。接着,楚军又转而向东,开始进攻齐国。齐国难以迎击势如破竹的楚军。于是,齐国派遣策士陈轸作为特使前往楚军大营。当时统率楚军的是出身贵族、深得楚王信任的大将昭阳。陈轸首先向昭阳祝贺他的军事胜利,随后问道:“按照贵国的制度,如果战胜敌军,杀了敌军的将领,将会得到什么官爵?” 昭阳回答:“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圭。” 陈轸又问:“地位更为尊贵的还有什么?” 昭阳说:“只有令尹了。” 这时,陈轸使用巧妙的启发术说:“令尹是够尊贵的了,但楚王不会设置两个令尹。我想为你作一个譬喻,楚国有户人家进行祭祀,赐其舍人一杯酒。如果几个人分饮,数量就太少了。于是,相约在地上画蛇,最先画成的人饮酒。其中一人最先画成,他左手把酒,右手画蛇,说:‘我还能给蛇再画上足。’正在他添画蛇足时,第二个画完的人夺走酒杯,说:‘蛇本无足,你怎么能给它画上足呢?’于是把酒一饮而尽。画蛇添足的人,最终失去了那本来应当属于他的酒。”接着,陈轸继续循循善诱:“昭阳将军,你已经得到了上柱国的官位,又引兵而欲攻齐,可谓‘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不知道适可而止,不正是描画蛇足吗?”昭阳恍然“大悟”,于是撤军归去。在封建社会中,君王最忌臣僚功高盖主,尾大不掉,危及自己统治地位。陈轸正是从君臣间人际关系的这个关键环节入手,说动昭阳撤军而去,从而解救了齐国之危,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人际关系同国际关系有紧密的联系,研究人际关系有利于分析扑朔迷离的国际关系;在同一个时代里,处理人际关系的价值尺度,往往也会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价值尺度;在一个国度里,人际关系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常常会影响到对国际关系问题的处理。 时代变迁,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都将同步变化 为了进一步认识激烈竞争的战国时期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我们还需要将战国时期和春秋时期的这两个不同时期进行一下比较。 周王朝建立之后,在经济上推行井田制度,政治上实行宗法分封制,由此造成了一个松散的统一局面。为了巩固这个局面,周公旦煞费苦心,提出了一套“礼治”的道德约束制度,规定长幼尊卑,亲疏远近,必须有互助互爱的义务,将所谓“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有义,朋友有信”作为中心信条,意在用维护奴隶制度的礼来治政。这套礼制,提倡以“孝、悌”来加强宗法秩序,宣扬以“忠、恕”来巩固国家统治,强调人们要通过自省、自我修身来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增进贵族奴隶主之间的团结。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对这套礼教制度又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和发展,提出了以“仁”为中心内容的儒家思想体系。他所说的“仁”,核心是“忠”、“恕”,由此派生出恭、宽、信、惠、智、勇、孝、悌等内容。这样,便使维护旧贵族统治的伦理道德更加完善化和系统化了。 然而,春秋战国大分化、大动荡的形势愈演愈烈,兼并战争日趋频繁,变革的洪流像决堤之水,冲破了周礼的约束。不过,同战国时代相比,春秋时期在许多诸侯国统治者内部,尽管存在着臣弑君、子杀父、兄弟相残的争权夺势的角逐,但周礼这层面纱还没有完全被撕掉,在社会表层仍高举着虚伪的“仁义”旗帜。历史变革的洪流中,一方面在急剧的旋涡中翻卷着争权夺势的恶浪,另一方面在滚动的缓滩处却还飘荡着“仁爱”的波纹。“周礼”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受到统治阶级的赞扬,并或多或少地还在人际关系中起到价值尺度的作用。 这种情形反映到国际关系上,同样一方面是激烈残酷的厮杀征战,另一方面则是竞争的上空飘扬着尊礼扶周的旗帜。春秋五霸相继而出,无不是打着“尊王攘夷”的牌子,挟天子而令诸侯的。他们虽然取得霸主地位,但还不敢独立称王(楚国因情况特殊除外),在总体上都是举着周天子的牌位,来处理国际事端的。不论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还是晋文公“求诸侯莫如勤王”的策略,概莫如此。 总之,由于“周礼”这层面纱还没有完全撕破,以至在春秋的国际关系史上,闹出过宋襄公“仁义”之师打败仗的笑话,出现过一面开兵见仗,一面又彼此联姻,结为秦晋之好的滑稽戏剧。例如,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他的夫人便是晋献公的女儿,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也是春秋五霸之一,他的夫人文嬴,便是秦穆公的女儿。而两国的矛盾又非常尖锐,经常处在战争状态。当然,周礼对于人们的约束和影响,在春秋时期的各个阶段也是不一样的。总的说来,春秋前期大些,愈到后期愈微弱。同时,对各个诸侯国影响和约束也不尽相同。 《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事实证明,古往今来,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都是围绕着争夺一定的利益目标而进行的。然而,在春秋时代,由于周礼的道德规范还没有被彻底打碎,所以人与人、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在围绕利益、权利进行争夺时,还没有公开打出“利益至上”的旗帜。到战国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周礼已不复存在,周天子的地位大跌,已无足轻重,群雄便纷纷摆出杀气腾腾的兼并之势:攻城池、拓疆土、说纵横、施权谋,“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以便其私”。这时,人与人之间,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都已公开提出了“利益至上”、“利益第一”的口号。例如,战国中期时,孟子来到魏国游说,梁惠王(即魏惠王)一见孟子便问道:“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却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结果,孟夫子居魏10余年而不能见用。可见,当历史的航船驶进战国时代,仁义已真正让位于利益了。在这个激烈竞争的战国时代,若还企图用仁义慈悲来安邦治国,争取天下,那么强国大业必败无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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